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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报国梁思礼

标签:[db:TAG]    浏览次数:     时间:2017-08-22 15:15:30

精忠报国梁思礼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当年我们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东风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梁思礼

梁思礼祖籍广东新会,为外界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在194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学士学位,1947年获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

梁思礼是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曾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梁思礼曾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他曾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奖、中国侨界杰出人物等荣誉。有代表作品《向太空长征》、《梁思礼文集》等。

梁思礼(左)与父亲梁启超(右)极为神似

梁思礼回家乡新会同父亲的雕像合影

“爱国救国”的胎记

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是家里9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由于是老年得子,出于父亲的疼爱,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老白鼻”三个字成为梁思礼特有的甜蜜。

“老白鼻”生来聪慧、顽皮可人,为梁启超埋首学问之余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在他写给亲友的书信中,有多处描述“老白鼻”的天真可爱:“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机会。”“他非常听话,又非常聪明,还取笑保姆把唐诗‘乡音无改鬓毛衰’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摔下地。”梁启超总爱把着他的手,用毛笔给远在海外的其他孩子写信,现在梁氏家族中还保留着他们一起写的“梁思礼吃大米,梁思忠吃大葱”等顺口溜。

两岁的梁思礼很会讨人喜欢,每次看见父亲要抽烟,立刻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和烟灰缸一同送到父亲跟前,惹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有两三天见不到“老白鼻”,心里就想得慌。

平时,梁启超为了安静地写作,除了夫人和秘书以外,很少允许孩子们到书斋“饮冰室”去玩儿,但梁思礼却是例外,每次去饮冰室,都让他有一种受到奖励的得意。

对“老白鼻”来说,最感兴趣的是父亲从世界各国买回的、放在书柜最下面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精致优美,有画有字儿,成了“老白鼻”百看不厌的“小儿书”。只要一进入饮冰室,梁思礼就像进入了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他撅着小屁股趴在书柜下,一面翻看原有的画片,一面搜索有没有新的“猎物”。父亲对“小儿书”的讲解,让梁思礼在孩童时代就知道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大师。这些长相奇怪、发须满面的西洋人,从父亲言谈话语流露出对他们的钦佩和景仰中,他懵懂地感知,这些洋人也是很有知识、很有见地的大人物。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玩耍,无疑是对梁思礼最好的启蒙教育。

幼年时期的梁思礼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1935年,梁思礼小学毕业。

少年时期的梁思礼

学生时期的梁思礼

不幸的是,1929年,梁启超永远地离开了,56岁的他没有实现花甲之年后将精力侧重于子女教育的诺言,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北平各界举行公祭,全场呜咽,只有这个孩子以为常常把自己放在膝头的父亲睡着了。

小时候,梁启超给“老白鼻”梁思礼讲过南宋名臣陆秀夫怀抱少帝宁死不降、最终投海殉国的故事,投海地点就在新会崖门。1981年回乡,梁思礼还专程到崖门投海处拍照留念。

“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梁启超虽然担负繁杂的社会事务,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子女的关爱和教育。他一生写给子女的家书超过百万字,字字都是满满的爱,由此可以窥见梁氏家教的魅力。在家书中,梁启超对子女们的为人、治学、立业等都给予了细致的指导,他既是孩子们的慈父,又是导师、亲密的朋友。

梁思礼说:“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我只是觉得父亲很疼爱我,当时我年纪很小,认识的字不多,很多事情也是后来看到父亲书信集的时候了解到的。”正是父亲梁启超的这些信札记述,让梁思礼院士能够追忆更多在“饮冰室”的时光。

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梁思礼只有4岁多。但在梁思礼的心中,父亲的影响却伴随了他的一生。尽管梁启超子女众多,但他对子女们没有偏爱。为了平衡,不让子女们因偏爱而闹小情绪,梁启超有时会给在海外的子女们统一写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而且在信中对每个人都会夸奖一番,甚至对儿媳林徽因、大女婿周希哲也时常夸奖。

在家书中,梁启超对子女们读书、写字、学习课程,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却从不强迫命令。孩子们也向他坦诚地诉说学习和思想上的困惑,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梁启超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

他特别关注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从小就让孩子们读《论语》《孟子》,希望子女都具有“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德行,养成健全的人格,成为新民。无论遇到何事都能有睿智的判断、坚定的信念和勇敢不惧的精神。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有七个先后出国留学海外,个个都是俊杰,学成后都回国报效祖国。

梁启超在家书中,从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更没有顽固不化的面孔,反而处处浸透着炽热的情感、亲切的称呼、细致的关怀、深情的思念、真诚的告白、娓娓的诉说、谆谆的教诲,体现的是深深的父爱。

确实如此,梁思礼的许多心态做派,对人对事,都体现了父亲基因的传承,比如积极向上、豁达乐观、不计待遇、对亏待自己的事情从不耿耿于怀等。他多次谈道:“父亲说过,人的一生活在苦恼里,跟生活在沙漠里一样,有什么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人的一生应该达观、乐观。”

梁启超在1916年1月2日写给思顺的信中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

他在1928年5月13日致思顺书中说:“你们在爹爹膝下几十年,难道还不知道爹爹的脾气吗?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经常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粗略地了解了梁思礼的一生,深深地感悟到,家教家风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梁思礼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心,是从父亲梁启超那里传承下来的,是梁家的家教家风浸润的结果。梁思礼的一生也让人们认识到,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演讲词中的老生常谈,它是人生很具体很生动的信仰与追求;“爱国”两个字,不是用一般的红墨水蓝墨水写得出来的,它需要用血水、汗水和泪水去书写。梁启超的9个子女7个曾留学海外,学贯中西,成为各行业的专家,但却无一例外选择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

1935年梁思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天津很快沦陷。目睹了日本飞机俯冲投弹的情景,他热爱的母校瞬间变成废墟。他立志要奋发救国,要去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回来贡献力量。抗战爆发后转入耀华中学。1941年梁思礼毕业于耀华中学。

梁思礼在天津读完高中后,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变卖了一些家中值钱的物件,尽最大努力东挪西凑了400美元给儿子做路费。1941年梁思礼登船赴美留学,母亲把买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包好,揣进梁思礼的口袋,临行前她告诉儿子:“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

恩师赵天麟

梁思礼对国家的热爱来自于少年时不可磨灭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梁思礼正就读于南开中学和耀华中学。虽然生活在租界区,但是国难当头的气氛,让他永远难忘。

另一个对梁思礼影响深远的是中学校长赵天麟:我对赵天麟校长不仅怀着感恩之情,更怀着敬佩之情。赵校长的人格魅力永远是一座丰碑。现在我每次回耀华都要在他的铜像前鞠躬致敬。

2007-10梁思礼参加耀华中学80校庆

赵天麟(1886年7月6日—1938年6月27日),字君达,中国教育家。1886年7月6日,出生于中国天津,曾先后就读于天津普通学堂(今天津三中)及北洋大学堂法律学门。1906年,作为北洋大学堂首批官费留学生入读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190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哈佛大学金钥匙奖。1912年,回国任教于北洋大学,1914年至1920年间任职国立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掌校期间,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并被沿用至今。1915年,天津法租界当局计划侵占老西开地区,天津一批绅商发起成立天津维持国权国土会,由赵天麟担任副会长。1916年,在老西开事件中,赵天麟在抵制法国的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五四运动后,当局令校方采取高压手段阻挠学生罢课,赵天麟愤而辞职。1920年,出任开滦矿务局协理。1934年,出任耀华学校校长,提出了“尚勤、尚朴、惟忠、惟诚”的校训,简称“勤朴忠诚”并被沿用至今。

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及河北师范学院附中等学校。为了使失学学生尽早复学,尽快安置失业教师,赵天麟顶住种种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征得学校董事会的同意,决定在耀华学校中学部开设特班,招收失学学生1000余名,南开中学大部分教师也转到耀华学校任教。因学生人数骤增,教室一时不敷应用,遂安排原在班级上午上课,特班下午上课。赵天麟此举得到了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成为日本暗杀团的目标。

1937 年天津沦陷后,敌伪为了进行奴化教育,下令学校一律使用其指定教材,并升日伪政府旗帜。但每逢节日及学校周会活动时,耀华中学仍悬挂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在校内组织宣传爱国及抗日活动。1937年12月12日,50多名各校教师在海大道(今大沽路)女青年会,秘密召开抵制日伪奴化教育的会议,赵天麟慷慨演讲。他还多次将被日军列入逮捕名单的爱国学生保护起来,并通过英租界工部局向外输送,甚至送到抗战的大后方。凡此种种,引起日方的极端不满,他们称耀华学校为“抗日大本营”。

他除收容了大量爱国学生,还在办学方面对日寇采取“硬顶”的政策,永不当亡国奴,拒绝讲授日文课程,拒绝用日伪改编的教材,以致多次接到日本人恐吓信他也无所畏惧,并把耀华中学作为爱国斗争的一个据点。1937年校庆时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大家高唱中国国歌,反对日本进入学校。1938年6月27日清晨,被日军暗杀团份子枪杀。

1946年1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赵天麟,抚恤其家属,并准赵天麟入祀天津忠烈祠。

1992年2月24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赵天麟校长为革命烈士。1995年,在耀华中学图书馆前,铸造了赵天麟烈士铜像。

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1940年,梁思礼与母亲王桂荃前、六姐梁思宁合影

世人大多只知道梁思礼的父亲是梁启超,兄嫂是梁思成、林徽因,却不知,他还有一个普通而伟大的母亲。梁思礼曾经说过,母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王桂荃(1886-1968),原名王来喜,四川广元人。1891年,李蕙仙嫁给梁启超时带来了两名陪嫁丫环,其中一个就是王桂荃。当时她虽说年纪小,但聪明、勤快,也善解人意,对梁氏夫妇的生活起居伺候得细心周到,因此深得梁氏夫妇欢心,他们甚至还把家里的事情包括财政都交给她掌管。

王桂荃出身很苦,从小没了娘,4岁时父亲不幸猝死,继母又虐待她,把她卖给了别人。从4岁到10岁她被转卖了4次做丫环。最后随小姐李蕙仙来到梁家,她的名字王桂荃还是梁启超给她起的,梁启超称呼她“王姑娘、三姨、来喜”,他曾说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

1903年,梁启超一家在日本,因为独生子梁思成身体羸弱,为了传宗接代,梁启超将王桂荃收为侧室。她为梁启超生了7个子女,养大了6位: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加上李蕙仙生的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梁家一共有9个孩子。这些孩子们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李蕙仙是个比较严厉的人,当她发现孩子们淘气或是不听话时,就会大声训斥,有时候气极了还会动手体罚,所以孩子们都怕她。有一次,梁思成因为贪玩,考试成绩很差,她知道后非常生气,就在一个鸡毛掸子上绑了铁丝,把小思成叫到跟前,用硬邦邦的鸡毛掸子抽他……当时,站在一旁的王桂荃看着浑身哆嗦的小思成,非常心疼,就一把将小思成搂到怀里,使劲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蕙仙正在气头上,一时收不住手,继续挥舞着鸡毛掸子打,这回每一下都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这件事情过后,王桂荃将小思成叫到自己屋里,温和地对他说:“孩子,别怨恨你妈,她也是为你好,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将来怎么会有出息呢?也对不起父母的养育呀!”听着王桂荃的话,小思成抹了抹眼泪,使劲地点点头。

王桂荃人很聪明,爱学习,梁启超便教她认字。她还跟自己的孩子们学习,当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到后来看报纸、写信、记账等等全都能自己干了。1898年,全家逃亡日本后,王桂荃很快便自学并掌握了日语,而且还能讲标准、流利的东京话,从此梁启超及家庭的对外联络便由她来承担。

王桂荃对梁启超很崇拜,对其帮助也很大。1915年,在梁启超“倒袁”的时候,情况非常危险,一直是她在帮助梁启超。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写了《异哉,所谓国体论者》,袁世凯想花20万大洋买下这篇文章不要发表—20万大洋在那时是很值钱的。但梁启超拒绝了,把来人奚落了一番,而且把文章直接寄给了袁世凯。后来文章发表以后,袁世凯很生气,说:“你还没流亡够啊?”意思就是想赶他出国,还派了很多特务,想把他暗杀掉。梁启超坚持“倒袁”,为了到云南与蔡锷合作,梁启超带着王桂荃和两个孩子(梁思达、梁思懿),从天津到上海。他们的住处周围就有特务,王桂荃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主持家务和对外联系,协助梁启超。

1924年9月,李蕙仙因为乳腺癌逝世;1929年1月,梁启超也因为肾病和医疗事故去世。办理后事用掉了不少钱,家庭经济很快紧张了起来。

王桂荃为了能维持全家的生活,于1930年将旧楼卖给了天津的一个郝姓富商,从此老楼与新楼之间砌起了高墙。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王桂荃又将新楼出租给横昌绸布店做账房和库房,仅留楼下东南角梁启超的一间书房,保存梁启超的书籍,自己住进后面的一座小楼里。为了维持家庭开支,王桂荃只得使用梁启超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稿费和股票利息。

王桂荃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对儿女的影响很大。在李蕙仙、梁启超去世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以一个女人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她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在艰难中将梁家兄弟姐妹们拉扯大,而且她的这些优良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她很爱国,以传统的方式表达爱国情怀,她给儿女们讲了很多爱国的故事,像岳母刺字等等。

王桂荃的辛勤付出,换来了孩子们的尊重与爱戴。虽然在梁家没有任何名分,但是她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分量却很重。

1941年,梁思礼高中即将毕业,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嘉尔顿学院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学费、食宿费学校都解决了,但要自己负担路费和其他日常生活费用。当时,王桂荃费了很大劲才凑足400美元送儿子出国。

梁启超名气虽很大,但家里并不很富裕,他去世之前,给大女儿和孩子们写信,也提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后来买了北戴河的房子,钱更花得差不多了。另外,梁启超也资助一些穷亲戚。梁家的生活基本是靠其稿费、课时费,他去世以后,家境就下降了。

1941年11月,王桂荃把儿子梁思礼、女儿梁思懿及其新婚夫婿张炜逊送上了去美国的船。

在这之前,梁思达去了大后方,梁思宁参加了新四军,这样,就只剩下王桂荃孤身一人了。梁思礼想:母亲真是了不起,她总是一个人为他们兄弟姐妹艰辛操劳。

母亲站在码头的身影,梁思礼久久不能忘怀。

工业救国梦

梁思礼去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从此中美之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他和家人也彻底失联。在美留学8年,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

留学期间,他是个地道的穷学生,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平日在学校食堂当洗碗工,假期去罐头工厂流水线当工人、当水上救生员实验员,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外甥女周念慈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第一个暑假在她那儿过的。在那儿第一次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增强了进步倾向。

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想转到工科大学。“因为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将来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直到读博士时,为美国军方研究所做课题,才有了一笔并不宽裕的工资,月薪大约200美元。

转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曾获得Sigmakai,Tau Beta Pi,Eta Kappa Nu等多个荣誉学会的金钥匙。普渡大学期间梁思礼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夏天,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千金马、五花裘”无法稀释他的赤子热血,他选择了回国。

  

1945摄年于普渡大学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作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A)积极分子的梁思礼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

  1949年9月23日,梁思礼在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准备回国。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一如往常,驶出旧金山港,和船上同样学成归国的20多位留学生一样,游子心念,归心似箭,千里之遥,快马一鞭。9月30日,当轮船航行在接近亚洲的太平洋海域时,广播里播音员介绍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听到消息的留学生们都非常兴奋,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踏上的将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马上在船上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会,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梁思礼等人还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庆祝方式:做了一面新中国的国旗。没有红布,就从船舱里找来一块白布和一瓶红墨水,用红墨水把白布染成红色,接着又用黄纸剪了1大4小共5个五角星,然后将它贴到红布上。简单而独特的方式,传达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当船快靠近天津码头的时候,梁思礼看到了早早站在码头迎接他的,是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含热泪的老母亲,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饮冰室血统的“驯火者”

回国后,先是参加了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后来又去越南,参加“越南之声”的建设,还受到了当时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三反”、“五反”运动给了满腔热忱的梁思礼第一个打击。梁思礼回国把在美国攒下的一笔美金给了母亲与卖掉家中老宅攒下的积蓄,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证据”。一边唱着“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一边却被剃光了头发,坐在铺盖卷上,绝望地等待着去坐牢,梁思礼心里五味杂陈。然而,弄人的造化似乎不愿轻易放过他。

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开始起步,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被任命为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从此开始了50年奉献给航天事业的生涯。

1956年11月,梁思礼与妻子麦秀琼结婚照。

青年时期的梁思礼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仿制只是爬楼梯的第一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将那份“天娇谈笑凯歌还”的松弛,重新裹进了还沾着戈壁风沙的军大衣,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地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着白烟,最后落在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由于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炸出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了,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

这一场景在他的演讲、报告中被重复了上百次,失败的记忆永远要比成功来得痛切。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贵得多。这个“贵”字不仅意味着上千万的“学费”,更意味着从失败的对岸回望时才能发现的宝贵财富。

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翻开这本书,上面“败绩斑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人嘲笑“中国只有子弹,没有枪”,认为中国没有运载工具,不承认中国是核大国。中央专委决定改进中近程导弹,进行“两弹结合”的热实验,梁思礼负责控制系统设计。

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驯火人”一样,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

多次失败,奠定了东风、长征的成功

1967年,首批“东风二号”战斗弹抽检三发考核飞行试验,其中两发发射后像体操运动员似地连翻几个跟头后落地。梁思礼一点点地研究,一点点往回捋,经过大量艰苦的分析计算,找出故障:工人在装配水平陀螺仪修正电刷时,固定螺钉少拧了1.5圈,使得电刷压力不够;

1965年梁思礼(左),母王桂荃(中),妻麦秀琼(右)。前排儿梁左、女梁红、女梁旋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后,梁思礼(左二)与聂荣臻(左五)、钱学森(左四)在发射现场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人”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牺牲了一些方法误差,以减少计算机的负担。最后,他们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文革”期间,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破四旧”运动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启超之子”带给梁思礼的不是荣耀和尊重,而是数不清的磨难。被说成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以及多年在美国留学等“历史问题”,被批判揪斗,被立了专案。

梁思礼母亲却没能躲过这场浩,她的全部财产被抄,人也被赶到阴暗的小屋,八十多岁高龄的她还要每天出去扫地,受尽折磨。1968年,83岁的王桂荃因患肠癌离世。当时埋头搞科研的梁思礼行动上受限,母亲去世时我请示军管会,却被要求“划清界限”。我就没能在母亲去世时守在她身边甚至连她的骨灰都没有收起来,这算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吧。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705”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搞了很多场,就是不按照规范、工艺要求干活,元器件没有很好筛选,焊接也不行。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总装测试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军管会扬鞭急催,为赶工期,“705”大会战中做出来的元器件大多有问题,焊接质量也差。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总设计师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前面的问题累计到了总装阶段。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100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50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4年,本该在运载火箭上大展拳脚的他,被下放到河南做了猪倌……爱国热情使梁思礼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达观、乐观的心态。有人拿出一张他当年下放河南养猪的照片:一个扎着白围裙的导弹专家站在猪圈旁,圈里的猪看见他兴高采烈,两只前爪搭在圈墙上,特逗。梁思礼看罢照片说,他一向是抓质量的,养猪也同样抓质量,从配种到接生,从育肥到出栏,他都一项一项严把质量关,就是有一点缺陷,从来不敢杀猪。他自嘲,“我这个猪倌当得不错,猪养得很好,但这对国家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谈起这些事情时,他甚为津津乐道。他说他能永远保持乐观进取的情绪,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结果。他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大财富是爱国,热爱一个在世界文明史占有重要一席的祖国。

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而是1979年回国,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

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话作答:“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1974年11月,长征二号发射返回式卫星失败,原因是稳定系统的速率陀螺的输出电缆中断了一根导线,致使控制系统失灵;

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当时的日本和美国,靠的是在批量生产中用系统概率数学来解决导弹和火箭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但这种方法对批量生产有效。和国外不同,中国导弹和卫星的研制都是小批量,甚至单件生产,每个批次都不相同。如何解决质量和可靠性,既无理论也无方法。

梁思礼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极小批量的全面质量理论相关原则。”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

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女儿梁红曾逗他,说他是“老黄牛,只会低头拉车,不看路”。对于一个只懂业务、不掌权的知识分子,“老黄牛”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他如同一头拓荒牛,勤勤恳恳、不畏艰险地开拓着一个又一个技术领域的处女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领域。“硬件是躯体,软件是灵魂”,一次出国考察,让梁思礼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软件工程领域的差距。当时IBM公司为航天飞机设计的机载软件已经达到了5级成熟度。“这个5级成熟度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把它比作是小学5年级,我们现在幼儿园还没有开始办呢。”梁思礼说。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系列飞船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从未达到的高度。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5名中国航天员合影

割掉导弹的“洋尾巴”

1964年9月,中央军委下达了组建第一个战略导弹阵地的命令。那年冬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带着梁思礼等人亲赴东北勘选导弹部队的阵地。他们拄着木棍,踏着没膝的大雪,钻山沟、穿密林,风餐露宿,对即将开建的导弹阵地的山形、高度、坡度和石质进行详尽的考察。

东风二号导弹是按苏联的框框搞的,原有的控制系统采用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即该系统向空中发送一个无线电等信号面,导弹发射后沿着等信号面飞行,假如偏离等信号面,则由弹上接收机等自动校正横向偏差,从而提高横向落点精度。

但横偏校正系统有一个局限性,在苏联的发射勤务指南中严格规定了阵地的地形要求,不符合这个要求就会使等信号面发生畸变,会影响命中精度。苏军的阵地多在开阔地上,他们很容易按照发射勤务指南操作。而我国为了作战需要,阵地要建在山区隐蔽的地方,横偏校正系统在山地会受到地形的干扰,导弹发射时,搜索雷达必须搬到朝向发射目标的位置,如果发射目标变化,搜索雷达就得随之搬来搬去,像一条老要不停甩动的大尾巴,很难达到实战要求。梁思礼一行在勘察阵地时,也发现在山地中等信号面确实发生了畸变。

由于作战使用不便,导弹部队要求研制单位去掉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即“割尾巴”。在一个型号飞行试验成功接近定型的时候,要求做这样大的方案变动,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实战的需要,梁思礼和他的研制团队必须千方百计去满足。

好在当时有较成熟的技术储备,早在1961年9月,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组织了控制系统技术发展途径的方案大讨论,在全惯性制导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方案,其中“双补偿制导方案”和“横向坐标转换方案”,首选列入了预先研究计划,并作为东风二号备份方案开展配套预研工作,到用户提出“割尾巴”时,该方案已经经过各种地面试验达到了可以应用的成熟程度。

在决定导弹上马哪种制导方案时,设计师系统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坐公共汽车”方案,即把双补偿和横向坐标转换两套装置作为“乘客”装在东风二号上,在飞行试验时,测得这两套装置的有关信息,以判断工作质量。这种方案比较稳妥,但试验周期长;第二种方案是“半搬方案”,即每次飞行只要更换一套装置,或者把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改为横向坐标转换,而另一套装置仍沿用原来东风二号的。这种方案有一定的风险;第三种方案是“全搬”方案,即用双补偿和横向坐标转换装置把东风二号原来的制导系统全部换下来,这种方案承担的风险最大,但一旦试验成功,就能立即把新系统正式用到型号上去,可以大大缩短试验周期。

梁思礼等技术负责人充分相信新系统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和实现的可能性,坚决主张上“全搬”方案。为此,第一设计部内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通过反复讨论比较,1965年7月5日,七机部正式批准采用“全搬”方案。由梁思礼带队仅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修改设计及飞行试验,并取得连发连胜的好成绩。

1967年12月,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定型,随之进行了小批量生产,使用情况一直良好。1969年,东风二号甲改进型导弹正式装备部队,成为第一代为我国站岗放哨的战略核导弹。

敢于直言为航天

杨利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梁思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航天人,直至生命最后的时间,与自己说的比较多的还是航天育种的事情。他非常支持我们国家自己搞航天育种,将作物种子搭载航天器上,进行人工培育、优选,这样不仅产量增加、抵抗病虫害,还有很多好处,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朱明让则告诉记者自己亲历的鲜为人知的一件事情。当年,正是因为梁思礼敢于直言,机智攻关,才让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的钱学森深入基层,发动起科研人员,机智攻关,展开了一场航天控制发展史上的“杀血路”活动。那件事情不仅显示了梁思礼直面问题、勇于思考,有能力、有魄力积极突破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还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民主。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发射失败后,控制系统修改设计上遇到一个瓶颈。1963年一天,钱学森召集他们开会,研究修改设计问题,钱老说自己看到一个资料,美国当时的研究已能把空中飞行的一根光杆控制住,他们能做到的,咱们也一定能做到。当时很多技术大领导在场,谁都不敢说话,但是梁思礼开口了,他说,“钱老,就算我耍赖皮了,还要说几句。”然后坦陈其时科研中的困难和问题。

听完梁思礼的陈述,钱学森随即表态,“那你们回去成立一个小组,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要亲自参加。”在当时形势下,十几个人的“杀血路”小组成立了,钱学森每个周五都来参加他们的讨论。梁思礼协助当时的黄维禄副总师领导并组织实施“杀血路”工作,历时3个多月。研究提出多种方案,控制系统改进后于1964年连续8次发射成功。

洲际导弹利剑强脑

要想成为战场的主人,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数量的利剑,而在于你的利剑拥有多强的大脑。导弹控制系统,就充当着“大脑”的角色。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开始于1965年,可以说它是生逢乱世。在此之前的导弹没有计算机装置,用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又大又重,计算精度也很差。“东风五号”要求目标打击精度更高,控制系统首当其冲就要改变过去的制导方案。这是技术跨度非常大的举措,每一项新技术都充满了挑战,都是设计师们需要面对的拦路虎。

为了制订满足精度要求,又具有发展潜力的制导方案,运载火箭研究院专门组织了“东风五号”制导系统的方案讨论会,控制系统研究所在梁思礼和徐延万的主持下,重点对捷联式制导方案和平台—计算机方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考虑到平台—计算机方案能直接建立惯性基准,不需要坐标转换,同时制导方案比较简单,可以降低对弹载计算机的要求,在制导方程中不出现姿态角,所以也不需要高精度的模数转换或数字输出的传感器。此外,平台能改善加速度表和陀螺仪的动态环境,有利于提高器件的使用精度。因此,经过反复权衡,梁思礼最后决定在“东风五号”上采用这种新的制导技术。

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的关键是要有运算速度快、小型化的弹载计算机,也就是集成电路计算机,由它完成制导程序的实时计算,发出各级关机信号、程序俯仰信号、遥测数字信息以及修正弹道用的导引信号。它的成败,关系着“东风五号”有没有聪明的大脑,决定着我国的战略武器能否形成战斗力。

1965年,国外的集成电路刚刚研发出来,仅有美国民兵-2导弹使用了集成电路弹上计算机,元器件还经常出问题。而我国的计算机正处于从电子管向晶体管转变的时期,其整体技术还比较落后,此时梁思礼他们的决定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大胆决定。梁思礼用“在白纸上画画”来形容这项任务的艰难,“再难,也要咬着牙走下去,必须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

任务落在了梁思礼领导的控制所和航天771所的身上。先由控制所下达任务书,提出技术指标,再由771所具体研制。

20世纪60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计算机似乎还远在天边。控制所的技术人员对计算机也不大熟悉,除了能提出体积、质量、可靠性与适应恶劣环境要求外,却提不出设计计算机需要的性能指标要求。任务书中只有计算的公式、计算时间与当量表示的计算精度等内容。因此,只有通过仿真计算来求出弹载计算机的字长、容量与速度等基本指标了。

由于受当时工作条件限制,大量数据只能靠手工穿孔纸带输入,运算一次要花很多时间。为了赶时间,办公室里白天人人伏案,夜夜灯火通明,谁也不愿离开工作岗位。梁思礼经常到实验室了解指标计算、逻辑设计情况。计算机专家沈绪榜等人就依据逻辑设计做线路设计、版图制作、芯片制备、器件组装、整机装调、运行考核、三防处理、例行试验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不停地运转着。1966年9月,一台全部国产的22位双极小规模集成电路弹载计算机终告完成。

正当大家如释重负、喜极而泣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所有指标都达标,只有一个指标未达标——计算机体积过大,装不进弹舱,而且由于所用的组件太多,可靠性也不高。

梁思礼明白,解决的办法唯有提高芯片的集成度,芯片用得少,体积就小了,计算机上的组件少了,可靠性也就相对提高了。可在当时,这是个大难题,没有一年半载是搞不出来的。

梁思礼开动脑筋并和大家一起商量,能不能从设计上来想办法,在满足精度要求下,调整计算机字长,这样计算机体积不就小了吗?

谈起当时的思路,梁思礼常常引以为豪:“我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方程,牺牲一些方法误差,以减少计算机的负担,从而减少计算机的复杂性。从整个制导系统来看,方法误差增大后影响不大。由此我们的弹上计算机采用的是增量计算机方案,没有乘除法,只有加减法,虽然粗了一些,但是少用了近1/3的集成电路,解决了小型化难题。”

很难相信,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上使用的第一台弹上计算机,竟然是只有12条指令,没有乘法、除法指令的算术型增量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近两万次的水平,存储量小的只有768个字,制导计算完全是通过增量的累加得到全量的。

在198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这样描述和评价了梁思礼的创新性贡献:

为提高大型运载火箭的制导精度,专家梁思礼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理论研究和反复计算,完成了关机方程和导引方程的推导,从而有可能用一个中速度、小容量的箭上计算机完成大型运载火箭的高精度复杂运算。这样的制导方案和国外常用的平台式制导系统相比,具有突出的优点和创新,为我国惯性制导系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梁启超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有人曾经问梁思礼,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说:“爱国。”

“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2003年9月,梁思礼在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体验航天员训练舱座椅

有一次梁思礼赴美访问,在西雅图遇见了当年的同窗好友,也是华人,也是研究导弹的专家,他的年薪是300万美元,而当时梁思礼一年的工资还不到1万元人民币。许多年之后,有人咄咄逼人地问过他:别的你不计较,但当时这件事对你一定有很大的刺激吧?

已经85岁高龄的梁思礼面对提问,十分冷静,极为沉稳,掷地有声地回答道:“我那位同学研究出来的导弹,当时也许就瞄准中国;可我研究出的导弹,却是保卫祖国。我为此非常自豪!”老人铿锵有力的回答,让在场的嘉宾感动得热泪盈眶,并报以敬重的掌声。

中华脊梁,国士无双

什么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取法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一个人没有脊梁,就会站不起来。一个国家没有脊梁,就会永远被列强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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